近期，看了很多关于996话题的文章，许多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分析透彻，值得学习。我把那篇“鼓吹996的老板，非蠢即坏。”发到朋友圈，有人点赞，有人留言：马的话第一次被质疑，还是人民日报。从来都是被包装成金句的。我回复她：那是民意汹涌导致，官方权衡利弊后被迫表态，都很被动，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前段时间，高层召开大会，高调为民营企业站台打气，出台各项优惠措施，降税减费，发放护身符。马老师曾在李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指点江山，认为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管理飞机场，一时风头无俩。如今马老师的福报论居然被官媒敲打抨击，话语权和威信受到重大打击，形势怎么变化如此快？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形势比人强的体现。996问题由来已久，2019年4月，两个垄断中国整个网购市场的大公司巨头不约而同对996话题发表观点，试图引导舆论，由此引爆了舆论场。过去十来年，两个巨头，两家公司，在中国乃至世界，就是神话般的存在，两位大佬，出口都是金句，迎接他们的到处是鲜花和膜拜。但这一次，在这个话题上他们遭遇了滑铁卢，支持他们的力量不是没有，但反对的力量大得超乎想像。各个行业、各个公司的劳动者不约而同站到了一起，知识分子们也团结起来了，一篇篇檄文喷涌而出，口诛笔伐，马老师成了过街老鼠。终于，人民日报也加入了抨击的行列。

       这场争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争论打破了神话，两位大佬原来如同教主般到处传教，给大众灌输成功神话。长期的精神灌输导致员工居然认为工作比生命都重要，他们分不清自己从事的到底是谁的事业。《孙子兵法》提示，最高境界便是不战而胜人之兵。精神统治是最高明的策略，让别人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当成是他自己的最高利益，便可实现最大程度的剥夺。如何操作？不断灌输成功神话和鼓励人追求尽可能多的短期利益。

       这场争论，有助于劳动者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唤醒阶级觉悟。当然，认清阶级利益也是从认清个人利益开始的，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把官媒的这次定调看作是劳动者的一次阶段性胜利，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这个争论的结局个人认为和去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有联系。去年在深圳发生过一次工人维权事件，影响绵延数月甚至扩散到了部分高校。同样是去年，还发生过平度退伍军人维权事件。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去年下半年，都是通过强力措施平息下去的。有这两个前车之鉴，加上法国黄马甲运动余波不断和中美贸易战尚未了结的国际环境，因此，官方应对996风波应该是顾及到政治稳定的迫切需要吧。

      996话题最先是由程序员发起的，这个群体对996体制的感受最深，据说一些程序员为了赶项目进度，时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还有的公司给员工灌输狼性文化。程序员这个群体属于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他们和简单体力劳动者比起来，掌握了更高的文化和资源，在维权的方式和渠道上，就有了更好的筹码，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996话题的热度越高越好，劳动者反思、觉醒的深度和广度与话题热度成正比，两位大佬对话题热度的贡献非常大，从这个角度，应该感谢他们。

      996话题的讨论可以促使人深入思考：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工作、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不深入思考这类问题，人类如何解放自己？

       我昨天看到了李玉琢离开华为的旧事，这事发生在十几年前，说明李总在那时候已经在思考这一类问题了，他的观点与见解值得与大家分享，我把文章附上供读者参考，提这事不是为了攻击华为，我的目的是抨击狼性文化。另外，说句题外话，我觉得各个行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其实应该由国家集中安排，科研人员国家养起来，科研成果由国家掌握，提供给相关企业，只要通过税收调节，科研经费筹措并不难，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弊端。

关联阅读：

                                             华为前任副总谈出走原因    不认同华为企业文化

来源：青年周末   2006年6月9日

-“任正非本人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

-“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华为有了不起的一面，但在我眼里也存在很多危机，如果不适当注意并加以改进，也许会成为大问题。”

李玉琢其人

57岁，原华为副总裁，18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四通八年、华为四年半，他担任的都是副总裁，利德华福五年半，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变压器企业做成了行业第一。今年5月，他推出新书《我与商业领袖们的合作与冲突》，细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著名企业的发展内幕。

对话背景

　　据媒体报道，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一位年仅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可能是因为连续加班熬夜，过度疲劳导致死亡。华为至今尚未明确表态。一时间，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加班制度的合理性，华为深陷舆论漩涡中心。华为的企业文化、加班制度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

　　正在这时，六年前就离开华为的副总裁李玉琢，在他新开的博客上抛出一篇《我为什么离开华为》，引得网友纷纷点击，各大网站纷纷转贴，李玉琢貌似敢于在敏感时候站出来公开评论华为。事实是这样的吗？带着疑问，6月4日晚记者与李玉琢在上地大厦附近的一个小茶馆里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话。

我开博客和“过劳死”事件无关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来采访您之前，我浏览了一下您的博客，发现您就是5月30日开的博客，但点击率已经达到十多万了。

　　李玉琢(以下简称为“李”)：现在已经达到25万了，各种评论让我无法招架。当了18年的职业经理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让大众高度关注过。这绝对不是我之前能够想象的。

　　青周：那您之前想象的是什么？

　　李：我去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一本《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5月份就出版了。出版商说这本书是我的心血凝结，又是少有的著名企业高层人士出书，还涉及企业发展内幕，不能就这样悄无声息出了，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于是，我就同意到新浪开了个博客，也选择了书的一些章节贴到博客上去了。我希望一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仅此而已。

　　青周：但您选择这个时机开博客，而且上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为什么离开华为》？难道不知道最近“华为”是新闻关键词吗？您是不是想借此也说点什么呢？

　　李：书的章节是别人选的，第一篇为什么是这个，是不是和目前发生的事情有关，我并不知道。在我想来也许纯属巧合，那篇文章中写到我离开华为的一些情况。后来看报道才知道，最近因为华为一个研发人员去世，导致大家对华为诸多猜测，有人竟把这件事与我的文章联系起来。其实我的书年初就定稿了，与目前发生的事毫无关系。

　　青周：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人们为什么单单找您要答案？

　　李：没弄清楚事实之前，我不好说。网友们把我的这一段书的内容与华为这位研发人员的死联系起来了。但这和我开博真是一种巧合，这种巧合引起了误解。说实话，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篇博客成为众人猜测的焦点，我有自己的原因并不想和所有人讨论。我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所以我已经决定关闭博客了。

老总不顾健康不能要求别人跟他一样

　　青周：您在博客里说，您从华为辞职时，当时任正非劝你留下，还鼓动你跟妻子离婚，你当时形容“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这样看来，您对华为的工作状况也是很不满的吧？

　　李：我对华为的企业理念大多都认同，但也有不认同的。6年前，我离开华为的时候，华为现任董事长孙亚芳就说，我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不过，一本完整的书，被摘录其中的个别段落发表时，人们不了解全书的情况，议论便发生了。但如果冷静想想，很多议论是不是过于情绪化了呢？

　　青周：加盟4年多，身为副总裁，您还不能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吗？

　　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我是当时唯一一位从外面进入华为高层的，其他基本都是华为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我的头脑中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别的东西，如四通文化。我在书中对华为提倡的一些东西有所涉及，但我并非因此就说他们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华为的企业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对企业的责任感、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看，问题还是不大的。很多人在进入华为之后，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文化，发展到为工作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任正非本人就是这样。

　　青周：你是觉得这样的企业文化跟你个人的理念无法融合才走的？

　　李：我离开华为当然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得知自己身体有问题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青周：您都受不了了，看来华为的工作制度真的给人很大压力。

　　李：我在华为工作时，华为正处于创业期，研发、市场建设工作都非常繁重，那时大家都凭着创业激情在干，也没怎么在意身体方面的问题。干过一段时间后，至少我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加班，巨大的工作、精神压力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在我看来，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家庭、不要健康的社会是危险的。

我不同意加班文化

　　青周：据说华为这位25岁的研发人员就是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月，天天熬夜做研发，过度疲劳导致死亡的。

　　李：华为建立十八年，我在华为工作四年半，从未听说发生过这种事情。

　　青周：比较了解他情况的好友都认为他的死和加班过劳应该有很大关系，华为也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把“过劳死”和华为的企业文化联系起来，大加讨论。

　　李：作为管理层，我提倡工作应该高效地在上班时间做完做好。至于网友们在网上讨论，小胡的死可能与加班过劳有关，但是不是与华为的企业文化有必然的联系，我希望大家慎重。

　　华为创业最初的几年，人们都是忘我、投入地工作，我的加盟也正是因为看中他们这种精神，觉得这个企业能成事。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垫子文化”，座位上每人都常备一个垫子，加班的时候拿来席地而睡，特别具有华为特色。

　　青周：您也有吗？

　　李：当然。任正非在他的办公室也有一个简陋的小床。但我个人倒是不怎么提倡加班，也不号召我的下属加班。

　　青周：这么说您不同意加班文化？

　　李：是的。

年轻人应拒绝疲劳战

　　青周：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就必须要牺牲人们的某些利益：比如正常的作息，才会占领市场？

　　李：这是免不了的，也有个牺牲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种牺牲并不一定要求你非以健康，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不可。很少有企业会这样要求自己的员工。过分的做法应当学会拒绝。

　　青周：作为资历浅的年轻人，处于最基层，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里，没有退路，只能拼命向前，怎能拒绝？

　　李：年轻人资历浅，经验不足，有压力是难免的，这是成长的必然经历。但因此就不要健康了，我看大可不必。有时工作急些，加加班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在研发工作上，有时不把东西尽快拿出来就可能丧失市场机会，但我不相信会天天如此，众所周知疲劳战常常并不一定有好效果。另外，一个成熟的人还要学会解压。

工作不能带来幸福也就失去了意义

　　青周：太多人在底层为生存，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疲于奔命，连思考都没时间，何谈解压？

　　李：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华为提倡不要让雷锋这样的人穿破袜子，不要让焦裕禄这样的干部过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据我所知，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垫子，在华为很多员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华为还给员工较好的报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就是为了让员工们过上好日子。

　　青周：有时候，难道不是因为高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诱使年轻人牺牲健康忘我工作？

　　李：年轻人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为了提高业务，作出成绩，工作上肯定要付出，但绝对不能极端到以损害健康甚至是死亡作为代价。企业也应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一种人文关怀，对年轻人的生活给予适当关注。对于某些不会休息的工作狂，甚至要逼着他去休息。

　　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把工作当成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自己一定要学会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很多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并非都是为钱而工作的；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成年人，应当理性对待工作方面的问题。健康是人的最大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青周：网上很多小胡的同学和朋友对华为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是很赞同，认为华为没有对自己的过失给予足够重视，对一个没日没夜加班的员工太冷漠，事前居然没有人给予制止，事后也总想撇清自己的责任，据说抚恤金才十三四万，您怎么看呢？

　　李：现在华为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我的确不是太熟悉了。我只知道六年前华为的一些情况，具体在这件事上，我也不了解。据我对华为的了解，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会做出妥善的处理。

　　青周：您认为华为出了这件事后，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企业文化，反思长期以来自己忽视的人的协调发展的问题？

　　李：其实，正像我之前说过的，华为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在不断自我调整、完善，它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公司，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

我写书时华为最难写

　　青周：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去了，大家都感到惋惜，很多人甚至在网上愤怒声讨万恶的加班制度，也有人模仿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的格式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现在很多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正在牺牲年轻人？

　　李：这个年轻人的死是否与华为的工作、企业文化有关，我不能枉断。发生这样一件让人痛惜的事，还是给企业和社会一个警醒的信号，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的确是不可忽视、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企业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但我们不可否认，华为在振兴民族通信产业方面，是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青周：难道成绩就能掩盖问题吗？

　　李：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华为是最难写的。

　　华为有了不起的一面，但在我眼里也存在很多危机，他们没有让那些危机成为它发展的障碍，仍然能够高速发展，这是我至今没有想清楚的地方。但不能说华为高速发展了，这些问题就随之不存在了，如果不适当注意并加以改进，也许会成为大问题。

附记

一个博客的非正常死亡

　　因为“过劳死”让记者关注到了华为；因为华为，李玉琢的博客进入了记者的视野。然而，就是这个博客，从出生到死亡，不到一周，点击率定格在25万多。这个不到一周就飙升到的数据，对于非大众明星博客来说，真是奇迹。博客里的评论毁誉不一，博客里的文章删了又贴，贴了又删，最后干脆关闭。这个博客的“一生”也间接地反映了博主的思想变化：从慷慨激昂到言行谨慎，最后干脆闭口不言。是什么让李玉琢沉默了？

以下为李玉琢的博文:

因家庭原因提出辞职，上交辞职报告后却不被理睬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执意要离职，却被任正非鼓动离婚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不想成为抛家舍业，牺牲健康的企业家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

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